古人把宇宙称作天，对于宇宙的认识，用太极形象加以概括。用太极的观念来演释宇宙的奥秘，并用图像来加以显示，如乾用三，坤用三三等等。所谓太者指无边之谓；所谓极者，究其大之极限之谓，这是“太极”一词的含义。太极是用来表示阴阳消长的总称。《易经》云：“乾坤者，易之门户也”。“乾”为天，为阳；“坤”为地，为阴。阴阳相交是产生万物的契机。《易经》云：“天地氤氲，万物化生”。《内经》云：天之在我者德也；地之在我者气也。德流气抟故生者也。生之来谓之“精”，两精相抟为之“神”。这是阐明万物起源的原始。这一阴阳学说，既不同于天主教的创造论，又不同于唯物论的进化论。而阴阳论是中国传统的宇宙观。
天命是指宇宙自然赋予物类的本性，《中庸》一书开宗即言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，可离非道也”。这里所说的“道”，即是天所赋于人的性。所以人决不能背离人性的道。若脱离开了人性的道，即失掉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人性思维与行为，这样的人自然会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分，所以说，“不可须臾离”。天地既然赋予了万物的性，所以万物自然而然的具备了各自的性。如禽有禽性、兽有兽性等等。
万物大体可分为两大类：一为有机类，二为无机类。而有机类又可分为两大类：一类叫做植物，另一类叫做动物。而动物还可分为有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两种。这一切都是阴阳动静消长的结果。所以万物中都存在着阴阳。它们也都受自然的消长而消长。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就是这一简单化的理念。《易经》中说，“易有太极，始生两仪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业”。都是指阴阳对生而言。
万物得天地阴阳之气而生，所以生存即是生物的共性。也就是说，天之德既赋予了万物的生，同时也赋予了万物的生存诸多条件与其物类的生存本能，这一本能就是物的“性”。其物类的生存亦具备两重性。一是和谐共处，一是生存竞争。但二者都在接受着生物链的制约。任何生物一旦脱离开了生物链，它的生存本能也就随着阴阳的消长而消亡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所以生存的和谐与生存的竞争，二者都不可偏废。
生的本能受之以自然――即天之所赋。受天之轻扬之气多者则善飞；受天之沉降之气多者则善潜；受天之刚劲之气多者，则力大而善奔；受天之柔阴之气多者，则性沉静而气馁。人类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生，所以为万物之灵。这是生物多样性的起源。
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动物，但人与人之间也有禀赋上的差异，亦产生了愚、智，贤、不肖之分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但后天所得也占很大的比例。《三字经》云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”。这个“习”字，就是指后天之意。至于人之初性本善应如何理解，这是千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。有人说性是“善”的，亦有人说“性”是恶的。事实上，人的性都具备两个方面，万事万人都具有两面性。《易》曰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”，就是指的这一理念。所以性既不能简单定为“善”，也不能盲目的说成“恶”。因为生物的生存条件亦具备两重性，其和谐相处是善的一面；相互竞争则是恶的一面。人的性的确具有两面性：在人之初，婴儿一些本能的动作譬如：吮吸、哭、笑等无意动作，谁也不能定性这些动作属于恶还是善，只有生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，其行为的善恶趋向才能有所区分。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就具有不确定性，客观的存在着。
生存竞争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性能。从生物的各种生长现象中，随时随地都能显现到：如争阳光、争水分、争食物、争名利、争权利、争领地等等。但在竞争的同时也存在着和谐共处，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原因。如果生物之间没有了和谐共处，那么强者自强，弱者自弱，生物的多样性即不复存在。这就是天地造化维持生态平衡的基本规律。
生存竞争是所有生物的共性。和谐共处是生物存在的一体两面。人同样具备两面性，但是人积万物之灵，在人的本性中包含着仁、义、礼、智这些功能，这是与其他生物所不同的缘故。所以人认识和谐共处是善的一面；而竞争是属于恶的一面。和谐能带来太平祥瑞、光明与发展；竞争带来的是残酷仇恨、黑暗与停滞。这一理念是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。所以只有生存竞争才是其他动物唯一的生存本能。他们的本能中很少含有仁、义、礼、智的特有功能。虽然其动物也知道爱它的幼仔，但那只不过是它生存繁衍的本能而已，当它的幼仔发展到一定阶段，这种爱子之情也就会相继消亡。因为人有理智、有伦理、有道德、有教化，所以父母子女之情终身不变，这就是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，也是本性差异的原因。
儒学讲：“明德见性”。目的在于性中善恶的两面，强调了人性中善的一面，对于世人进行教化，以恢宏人类之间的和谐，创造社会的太平、光明与发展，更促使个性的心态和平，所以称善者为“君子”，恶者为“小人”。善之大者可以造福天下；恶之甚者，必然殃及苍生。
孔子云:“小人闲居，为不善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掩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如见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？”说明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善恶,也都有判断善恶的能力。孔子说:“小人为不善，无不用其极，见君子而后厌然。”掩其不善而著其善，都知善是对的，不善是不对的；善是美的，不善是丑的；不善是阴暗的，善是光明的。人性中的善，人人皆有。所谓善，即是仁、义、礼、智的完美，也是人性中的德。人能按照性中的德做人处事，即是儒学中的道。
道是通向仁的必由之路，如果人丧失了做人的道，那就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。
人有人类的共性，即是仁、义、礼、智之德，它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，这就是人为万物之灵的道理。这个灵即是仁、义、礼、智的共性。失去这一共性，灵也失去了灵性。共性是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普遍存在，因为人与人有禀赋上的差异，所以有的人天资聪慧，有的人则愚顽冥钝，即智的差异；有的人慈爱宽厚，有的人凶残好斗，这是仁的差异；有的人能轻财守信，有的人则专为利己，这是义的差异；有的人知忍让而知羞耻，有的人骄横暴肆，寡廉鲜耻，这是礼的差异。通常人们都知道一句话，即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。所谓“难移”，并不是说不能移，要想改变这种秉性上的偏颇，只有通过学习、明白道德的真谛，身体之力行之，才能逐渐纠正个体本性的偏差，以复其性中之正。所以人不可不学。
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是产生情感的基础，所以“情”是性中的感应。当人的仁、义、礼、智之升华至不偏不倚、无过不及的境界，即为之“中和”。《中庸》一书中载有：“喜、怒、哀、乐，未发谓之中，发而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。”在这所说的情，是指动发乎中，中者仁义礼智之性，亦可谓性情的完美统一，也是指精与神的完美统一，也是生理的完美统一。
专一不杂谓之精，感而随通谓之神。随神往来者谓之魂，并精出入者谓之魄。所以精神则是生命的主宰，是派生情感的基点。我们中国人称这些功能为“心”。心有所意谓之思，因思而远慕谓之虑，所以心是感情的统帅，又是思维的总和。《内经》云：“心者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”。“脑为精明之府也”。脑与心是生命的本源，又可谓生命的中心，所以统称作心。脑主气，心主血，脑以反射反应为主，心以循环代谢为功，而心失脑的反应则运转代谢失衡，脑失心血的供应，自然神明而不明。两者相辅相成，相互为用，这是生理的必然。无论是人的性，还是人的情，统统源于此。生命终了而性情精神即因此而寂灭，哪里还有什么灵魂存在？所以精神性情者，皆依附于生命的存在而存在。然而生命的存在又是用精神来表现，失掉了精神即使是由肉体尚存，事实上也就失掉了人的存在意义。而宗教信仰者，想长生不死，其想法就是违背天理自然的。生命对于每个人的长短虽不一致，但死这一点却是人人相同的。《易》曰：“天生天杀物之常也”。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这里所说的命与天，就是天命，个人是不能掌握的。但有的人说:命运由自己来掌握，这是痴人说梦。任何事物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，违背了这一规律，谁都毫无例外的受到天的惩罚，所以人应该顺应乎天，做应该做的事，这叫听天命尽人事。
人之所以为人，因为人都具有做人的天性，也就是仁、义、礼、智之性。由于禀赋上的差异，故每个人有每人的特殊性，如：愚、智，贤、不肖，高、低，美、丑等等，这些都有个性所决定。但是个性的某些单值是可变的，有些是不变的。例如愚智偏颇是可变的，高低丑美是不大可能变的。要想使偏颇个性得以纠正，而趋于完善，以恢复其本能的天性，只有通过不懈的学习增加正确知识的积累，已达到明德见性，止于至善。当然止于至善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但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。
中国传统的明德，新民，止于至善，与佛学想象的极乐世界不同，也与道家所企求的至人真人的概念不同。“至善”则是明德亲民的进一步升华。是指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阶段，不同的环境做到不偏不倚，无太过无不及。正如《书经》所说：“厥允执中。”《诗经》有云：“緍鸾黄雀，止于丘隅。”子曰：“何况人而不如鸟乎？”《诗》云：“邦畿千里，唯民所止。”《诗》云：“穆穆文王，于辑熙敬止，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，于国人交止于信。”这些举例足以说明了“至善”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。所谓“至”即是“到”的意思，也含有“止”的意思。在平常的生活中，其应事接物，则应该明白那些应该办那些不应该办，办到什么程度、什么分寸，应适可而止，恰如其分，这是“至善”的标准。要想达到这一境地，必须具备高深的儒学知识、高深的道德修养，则会自然而然的无忧、无惑、无惧。正如孔夫子所言“十五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随心所欲不踰矩。”学者潜心想想，这是个什么样的境界？
谈谈什么是“情”。情是心脑反射反应的结果，又是性中的萌动。性是本能的理智，情是无理智的反应，骤然的刺激当即发出反应，乃是情的显现，同时含有性的参与。所以情与性既有区分，又不能断然割裂。例如慈爱怜悯之情发自仁，激愤不平发自义。喜悦自得之情发自智；内疚、羞愧之情发自礼。至于怨恨凶残，惊恐贪欲，皆失性之情。通常所讲的七情：喜、怒、哀、乐、悲、恐、惊，亦多为无性参与的情，属于少理智感情。虽然无理智参与的感情冲动也是真实无伪，但动而中节时刻而止的机会却很少很少。不是太过则是不及，这是没有修养的原因。所以性中之情才会产生中和之情。人人都在性情中生活，无时不有。人人都有父母子女之情、兄弟姐妹之情、夫妇之情、朋友之情等等。所以日常生活中谁都离不开这个“情”字。佛学讲缘分不讲情感，那是不真实的。
感情与思维具来源于人的高级神经中枢，中国人称作心。孔子有云：“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气味。”指的是神不舍心，心无所主。这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。所以心不可一刻无主。什么是心主？通常可解释为：专一之心。《大学》讲：知至而后意诚。意诚就会不出现心不在焉。意诚的情性反应即是含理智的情。是靠日常的勤学慎思力行把仁、义、礼、智之性贯通融会于高级神经中枢中，合为一体，应该说这就是“心主”。
宋朝大理学家朱熹用一个“敬”字来总舍日常的用功方法，有他一定的道理。不过对于传统的学术有见仁见智之别。朱文公所说的“敬”似于佛学所说定力有些相似而实不同，又与道家所讲的“守一”相似而异趣。佛家的参禅定力，道家的打坐守一，乃是一种宁神敛志的练功才法，使思维集中在一个点上，实为养生之道。儒学追求的道，则是为了“明德见性”，使喜、怒、哀、乐的“情”趋于中和。达到这一境界，自然就不致产生过激的情感。
谈谈什么是“欲”。欲即是思维的企求与想象。老子说：“常无欲以观其妙，有欲以观其窍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无欲”是道家的功夫，使身心达到清静无为。有欲则是对道的探求。孔子云：“富与贵人之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而弗处，贫与贱人之所恶。不以其道去之而弗去”。企求富与贵，乃人之常情，因为任何人都脱不开人类社会，不能不食人间烟火，所以皆有富与贵的愿望，这就是所谓的”欲“。当然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。总之“欲”是人的常情。但欲的本质亦具备两面性：一是对满足私欲的追求，一是对人性完美的追求。朱熹称对人性的追求叫“天理”，对私欲的追求叫“人欲”。所以程朱理学的中心思想叫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即是君子，追求私欲之欲即是小人，这是“欲”之不同结果。孔子云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。”由于人不同于其他动物，是因为人有仁、义、礼、智之性没有完全泯灭，所以还不致形成完全弱肉强食的家庭与社会局面，若能究明仁义礼致之理，身体之，力行之，方可达到“明德见性”而不至于尽为私欲所蔽，以复其人性本然之明。如能逐渐做到这一地步，则：达可以有功天下，穷可以独善其身。（本文作者：张舒尘，由婧嫣执笔）
